杨苡 | 忆严文井

严文井（图右）与叶圣陶参加作家座谈会。

一

严文井和孔罗荪一样，都当过作协的领导，也属于知识分子气比较重的干部。没办法，我就是容易和这一类型的领导走得近，话说回来，气味不投的，我不会去接近，只会躲。

认识罗荪是因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过南京作协的领导，走得近起先是因为巴金的关系。认识严文井则是我从东德回来以后，在《雨花》当“特约编辑”的那段时间。1958年5 月，严文井到南京，江苏文联和《雨花》在玄武湖开了一个座谈会，也可以说是欢迎会。他当时是《人民文学》的主编，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。这些身份我都是因要参加这个座谈会才知道的，但“严文井”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，他是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，我恰好开始对儿童文学感兴趣，自然有对名作家的仰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抗战时去延安的，在那之前就小有名气了。他的童话很有名，但并不是只写儿童文学，我就挺喜欢他的散文。

头一次见到严文井，对这个人就大起好感。他穿一件浅米色风衣，很帅气，两只眼睛很大，称得上“炯炯有神”，双眼皮特别明显。我觉得他很儒雅，文质彬彬，谈吐不凡。没有官气这一点和罗荪是一样的，但他比罗荪显得干练，说话有气场。座谈会最后是自由发言。这种场合，原本是没我说话的份的，我只是个没有编制的“特约编辑”，等于临时工，而且我在和朋友聊天时话多些，这种比较正式的场合都是往后缩的。但我见到自己欣赏的人就容易兴奋，有说话的冲动。那天我居然发言了，还是主动的。

我不会说场面话，说的是一点想法，就是文艺界领导不大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。很平常的意思，根本说不上什么火药味的。我不知道，那样的氛围里，不净说好话，而且是在省作协、《雨花》的上级面前，有一点点提意见的味道，就会显得“冲”了。这是后来有人提醒我，我自己并没意识到。当时我只觉得，严文井看上去对我的话挺有兴趣的，马上就扭头和坐旁边的人嘀咕，估计是询问这是何许人，也许有几分诧异这人调性怎么有点奇怪（成为可以谈心的朋友之后，他直说我有时有点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）。

我对严文井的好感还让我起意让人带赵蘅去见她崇拜的“严伯伯”。赵蘅从小喜欢写写画画，后来学画画了，但一直对写作是向往的，而且勤奋得很，我也鼓励她多写，赵瑞蕻在东德、我还没去的那段时间，和他通信，我都是让赵蘅代笔，她养成写日记的习惯，我挺高兴。《莫斯科-北京》里的不少内容，都是从她的记录里来的。她对作家有一种崇拜心理，严文井是名家，更是崇仰了。但她胆子特别小，认生，见了生人往往是一声不吭，只怯生生地盯着人看，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，跟她说话她也不接，弄得熟人开玩笑说她是“小哑巴”。照说她和同龄人相比，去过北京、上海这些大城市，还出过国，算见过世面的了，可是天性如此，仍然是怕见人。我都托好了人带她去了，她就是不肯去，弄得我要发脾气。

严文井著《印度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》。

结果还是没去，让人带了一本《印度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》去请他给赵蘅签名。那本书是严文井随团访印度写的散文札记，一看书名就知道，应景的，但对象是孩子，就特别一点了。我附了一封信，说明情况，无非是赵蘅害羞，不敢来见，希望得到他的题字签名之类。他在书上写了几句话：

你决定了吗？将来你打算更多用自己的耳朵，眼睛，还是手呢？是什么使得耳朵尖，眼睛明亮，手敏捷呢？想吧，想吧！每天想一千个问题，可是不能害羞，因为害羞会妨碍行动。 严文井

他是儿童作家，知道怎么对孩子说话，同时也看得出来，他不是敷衍了事，签个名拉倒。那本书赵蘅一直存着（好多年后去印度办画展拿出来特意带上），不然我也想不起他写了些什么了。赵蘅找出时还发现里面夹着他回复我的短信，应该是我看后随手夹在书里的。从短信里的内容可以推想，和信一起我还附上了赵蘅的一篇习作，请他提提意见。应该还说了赵蘅又想当画家又想当作家之类，他在书上写的几句话是针对那些说的。

二

这可以算是和严文井通信的开始了。现在看来，他当时说起来算是身居高位，我只是在《雨花》打打杂，之前又并不认识（杨宪益名列《人民文学》编委，他们彼此应该认识，但我没想到过这一层，也不会提起。他们成亲家，杨宪益次女嫁给严文井儿子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），有点冒失的。但我完全没意识到，有好感就接近了。那个时候，关系可以就这么简单。

和穆旦、黄裳、萧珊这些老朋友相比，我和严文井的通信不算多。我肯定是从他的善意里得到很多鼓励的，不然也不会接下来就给他写信。我寄了几篇写孩子的习作给他。前面的附信不算，我这第一封信是向他请教的，也寄了自己一篇什么文章给他。他自己看了，赞许说文笔很清丽，也给其他人看过，别人误以为是个小姑娘写的，他幽了一默说他是知道这个“秘密”的。他认为女性搞儿童文学有先天优势，容易成为专家，还说有赵蘅这样害羞的孩子，不愁没东西可写。

我没提发表的事。过去和后来的情况一样，处在他那个位置上的人，总是有人追着求发表。怕他以为我也是奔这个来的，我甚至还替赵蘅说，她并不想发表。

说“清丽”，像小姑娘写的，可以理解成赞许，也可以是稚拙的另一种说法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当时是很受鼓舞的，毕竟是来自我欣赏的名作家的肯定。很认真地想搞儿童文学创作，也和他的鼓励有很大关系。几篇东西，都是那段时间写的，写完就寄给他看。他回了一封长信，这次不是泛泛而谈，是很具体地提意见了。

他说我的长处是懂得孩子，很知道他们的心理，写来也生动，短处是不善于讲故事，平铺直叙，没情节，没波澜起伏，说是小说，其实都是散文。话说得很委婉客气，意思是明确的，关键就是说我不会设计情节。讲得很准很中肯：我只会照实写，顶多渲染几笔，凭空想象，没那个本事。至于是小说还是散文，我自己也分不清，随意写出来而已。

他怕说重了让我灰心，反复强调我可以写得很好。并且说没和我商量，就将他认为最好的一篇，《耳报大队长》交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。《人民文学》是最权威的文学刊物，这不是最大的鼓励吗？他寄回给我的两篇后来在《雨花》上发表，我想多少也是看《人民文学》发表在先的面子。

接连发表作品让我情绪高涨，没想到兜头一盆凉水浇下，江苏突然因发在《雨花》上的两篇东西批判我，说我污蔑新中国少年儿童。省里的《新华日报》登了批判文章，我俨然成反面典型了。事情突然，我整个蒙了。好多年后，我才想过来，当时反右倾，要给上面交待，总要有牺牲的。恐怕也有策略，比如只批《雨花》的两篇，《人民文学》上那篇就不提，《雨花》是江苏的，《人民文学》就出了范围了，其实几篇东西调子是一回事。江苏这边也不是有意要整我，只是要应付上面而已，风头过去，就当没这回事了。选中我是因我人微言轻，他们要拿“拿得起”，要放“放得下”。

但上面的策略我哪知道？他们在下一盘棋，不过是棋盘上挪动一下，对我却是“灭顶之灾”。我不知自己怎么一下就成了居心叵测的坏人，很不理解，也很委屈，给不少人写过信诉苦，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对象是严文井。过一阵他回了信。

杨苡同志：

本月九日和上月的信，和文章都收到了。上月的信未及时回，是因文章未看完，想等看完了再写信。但最近学习运动抓得很紧，日夜都在忙这件事，结果文章一直未看完，信也一直不能写。

靳以同志去世，给我带来很大震动，他的面容姿态，我一闭眼就能想起（很奇怪，有些很熟的朋友的面容我却不是那样容易印在心里），如果下月他突然出现在北京，和我们一起谈问题，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。我不能相信他已死，对郑振铎同志也是一样。古人相信有灵魂，从情感上说似乎是无可非议的。

靳以同志帮助过很多人，我也一直把他当兄长辈的人看待，我的第一本集子（1937）是由他主编出版的，那时我并不认识他，十二年后才和他见面。他热情而谦虚。以带病之身去佛子岭水库，朝鲜战场。如果不提醒，谁也不会注意他有病。从他的精神状态看，他再活五十年也合理，然而他死了。特别值得惋惜的是，他刚入党，正要开始一个飞跃的为大家多做些事的时候，离开了大家，我本想写篇纪念文章，现在又找不到时间，因你信上谈到他，我也就把这负疚的心情告诉你。希望有一天能还掉这笔债。你应该可以写篇纪念他的文章。

北京很冷了，我们已经生了火炉，温度可保持在十五度之间，虽然如此，还是没有夏天好。夏天少穿衣，少脱衣，对我这个懒人，还是方便得多。南方的冬天非常可怕。我的关于受冻的经验，都是从我的故乡取得的。冬天我到过北大荒，零下三十度，在田野上坐爬犁，冷，冷得好强烈呵，可是没有南方那种让手脚红肿，发痒的受罪感觉。强烈的北方冬天，可是还是没有爽朗而多阵雨的北方夏天好。

刚开完两个会，写信谈起闲天来，打住吧，还要看材料，明天又将是一整天的会。

《十年散文选》还未出版，出了当送你一本。

趁势要点报酬，你译的《咆哮山庄》手边还有没有？如有，请给我一本。没有，就不必麻烦了。我以前看过另一个译本，书名是很长的一个怪名字，但书中那种奇特的近乎狂暴的感情使我至今不能忘，我想再看看，我不能相信我当时的评判能力，但我不怀疑我的感觉。

你的文章还要拖一个时候才能看，这真是没办法的事。

祝好，问候你全家

严文井

十一月十一日

我读这信又感激又不满足。他那么个忙人，给我写那么长的信，光是这一点就让我觉得温暖。可信里一个字也没回应我的诉苦。他当然知道我的苦恼，但他说这说那（谈到靳以去世当然是因我信里说起，心情也是沉重的），从天气说到《呼啸山庄》，的确像是闲聊天，云淡风轻的。严文井写信、说话是有他的风趣幽默的，但这里我还是看得出来他是故作轻松。就像你得了绝症亲友就是要避开病情的话题，往别的事情上扯，什么都聊，就是不谈病情。索要《呼啸山庄》，也是在转移我的注意力。不知道是不是我过求甚解了，我觉得他提到我过去译的书不是随便一说，他是在暗示我别搞创作了，走翻译的路吧。

好多年过去，袁鹰有次跟我提起当年事，说他知道我在江苏处境不妙，压力很大，曾问严文井，要不要出面跟江苏那边说说，或是以其他方式表个态。严文井对他说，不是没想过，只是我们对杨苡了解不多，他们批的是《雨花》发表的东西，又没牵涉到《人民文学》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插手？——不好表态的，要是她有历史问题，贸然表态就更被动了，对她说不定反而不利。

没经历过动不动政治运动年代的人，不知道“历史问题”的厉害。说谁有“历史问题”，等于说他有前科。严文井知道一些我现在的情况（比如知道我肯定不是右派），但我这样“旧社会过来的人”，谁知过去会有什么事呢？好多人都是运动中被查出了历史问题，穆旦不就是个例子吗？你想那种情况下收到我诉苦的信，让他如何是好？——只能是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了。

三

“文革”之前的几年，通信基本上都是我抱怨自己的情况，糟糕的身体状况，写作的吃力，情绪不好。而他总是开导我，跟我说调整情绪如何重要，让我别陷在不好的情绪里，至于写作，他劝我不要灰心，还说，也许从来就没有不痛苦的写作过程。他长我三四岁吧，同辈人，不能说我是以师长视之，但他一直是循循善诱，很顾及我的情绪的。那几年他顺风顺水，恐怕很难体会我的情绪低落，信里劝我的句子也透着积极，“耕耘吧，卷起袖子来吧！最坏的年景也不会颗粒无收。”

处在他那个位置，烦心事少不了的，只是不大提起，跟我说我也不懂。不管怎么谨慎，“文革”一来，他也跑不了了。大家自顾不暇，有八年时间，断了联系（能把我们牵连起来的是搞“外调”的人，我单位的红卫兵居然跑到北京找严文井调查我的情况，质问他和我是什么关系，他回答说，什么关系？她是我的读者，我是她的读者，就这关系。这是运动过去后我和赵瑞蕻登门拜访，他学说给我们听的。他经历的事多了，应付起来沉着又老练），直到1972年我“解放”以后。那时候我一边觉得“解放”这个词用来指我们这些可疑的人结束被审查甄别的状态莫名其妙，一边真有一种重获自由的解放感。

我给许多老友熟人写过信，打听他们的情况。差不多就是给罗荪写信的那段时间，我也给严文井去信。他的回信很短：

杨苡同志：深深感谢你的信，我将学下去，工作下去，尽力以所可能得到的时间弥补过去的过失，抢回一些浪费的光阴，使此生不致完全成为虚度。再一次，谢谢！问候瑞蕻同志。文井。六月九日

信中寥寥几行，给我的信从来没那么短过。而且什么也没说，几句话，像决心书似的。

写这封回信的时候，他人还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，作协的人好像都在那里。回我第二封信时，他已回到北京了。作协还没恢复，他被安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写信用的就是人文社的信笺纸。信中说到他当时的情况，“上读书班学《反杜林论》用了五个多星期”。下面的话，大概是回应我信里什么出格的话说的：

我以为不必太“刺儿头”。或者也可以有一点，把它们用来对真正的敌人。玫瑰是芳香与刺儿的对立的统一。对工农，对人民大众，应该尽量贡献自己的芳香。我希望你能更多体会鲁迅的一些名句，更多地想一想爱与憎，“千夫指”与“孺子牛”，“横眉”与“俯首”这许许多多的辩证关系。

我这样说了一顿，好像自己又蛮不错了，劲头十足似的，而且大有教训人的嫌疑。请千万别误会了。我只是想说，我们既然好不容易才比过去明白了一些，那么，对实际不多的“来日”，必须看成是“来日方长”，好好地用一用这好不容易得来的经验和教训。

私人写信，怎么有点官样文章呢？——这是现在这么说，当时是不会有感觉的，因为不停地学习、批判，“重新做人”，大家都和过去不一样了，当面说话还好些，写信是“白纸黑字”，更小心。我写信也是这样的，无形中就像有人在旁边看着你写。

晚年杨苡。

四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和严文井的来往多起来，还有个原因，严文井和杨宪益成了亲家，这让我们走得更近。他儿子严欣强和我哥的二女儿杨炽结婚，还是赵蘅、傅靖生介绍的。严欣强和赵蘅、傅靖生是美院附中的同学，很熟的，赵蘅和我哥、我姐他们来往密切就不用说了。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，大家的生活都恢复正常了，一大家子，杨家、罗家的人，隔三岔五就聚，从母亲到赵蘅这一辈，一聚就是一大帮人，热闹得很。赵蘅、傅靖生已经结婚了，杨敏如常说，你们不能只顾自己幸福啊，要想着还没对象的弟妹。不单是杨炽、严欣强，罗沛霖的小儿子罗晋，也是赵蘅他们介绍的对象。

严文井和杨宪益成了亲家，我和他自然也有了一层亲戚关系了。我在一封信里还拿这开过玩笑。之前我们的话题基本是写作和工作，之后不管是写信还是见面，聊的话题就多了，家事什么的，都谈，见面时一聊就聊很久，还意犹未尽。我们的“亲戚”关系其实也只有一段时间，严欣强后来和杨炽离婚了。二人夫妻一场，也说不上什么是非对错，杨炽赴美留学，欣强带着孩子在国内，时间长了，终究是个问题，杨炽想把他办出去的，严欣强不知到美国能干什么，不肯去，结果是离婚了。不是协议离婚，上了法庭的。杨炽在美国，杨宪益替她出的庭，离婚是杨炽主动提的，严欣强在诉状上当然要说她的许多不是，杨宪益只好听着，尴尬极了。他跟我说时，轻描淡写的，自嘲的口气，我知道他很难堪，心里是窝火的。

但这事当然不会影响到他和严文井的关系。严文井是杨宪益家的常客，和康志强也一起去过。康是他的第二任妻子，原来的夫人叫李叔华，是在延安时结的婚。不幸的是他们从咸宁回到北京不久，李叔华就查出得了癌症。大概1995年年底，因我问起，他在信中详细说过她的病情。李去世多年后他还写过一篇文章，发在报纸上，要不就是杂志上（复印或剪下寄给我的），印象特别深。是写“欠债”的，说他欠夫人的债，欠女儿的债——吼过病中的李叔华，打过孩子。不是他自己在文章里忏悔，我完全想象不出来他会有这样失态的时候，印象中他温文尔雅，待人一向是客气周到的。而且他们夫妻感情很好，李叔华我在他们家见过，那时已得重病了，面色苍白，他一向是体贴的。有段时间，他甚至钻研起医学来，大看和肿瘤相关的书，连带着生物化学、分子生物学、遗传学方面的书也看，说是想写些笔记，提出肿瘤形成原因的一些疑问，供专家参考。他自称做这些“似乎可笑，其实也可悲”。怎么说“可悲”呢？还不是他花这么多功夫、起这样的念头都是因李叔华的病？

李叔华去世后，严文井再婚了。再婚以后不久，在一封信中说过他和新夫人康志强如何走到一起：康是《中国少年报》的编辑，二十年前向他约过稿，算认识又没来往的（一个是普通编辑，一个是作协的领导，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交集），这次是组织上“让俩人接触，这是“第一步”，“第二步”“第三步”是他们自己完成的。他跟我讲这些，或许也算是一种解释。他的朋友们是不大看好的。他是把冰心当大姐看的，冰心对他的再婚就很不以为然，甚至说他们离了好。要熟悉的朋友圈里接纳一个新人是有点难的，老少配、年岁差距比较大的，尤其如此。往往结了婚就和老朋友疏远了，要不就像有陌生人插进来，彼此都不自在。

组织介绍嘛。发生在严文井身上，让人觉得特别别扭。听说过的类似事情也多了去了，有些老革命，没什么文化，组织上出面，也就罢了，严文井怎么也来这一套？他肯定是知道大家的反应的，可能我也在他面前议论过类似的事，我猜他信中强调两人“第二步”“第三步”是“自己进行”，还说他的新生活“开始得还不错”，隐隐就是为他的选择辩护的意思。信的结尾他告诉我，他向新婚夫人讲过我和赵瑞蕻的情况，希望我们去他家玩，一个人去可以，和赵瑞蕻一起去也行，都一样，还代表康志强表示热诚欢迎。

五

不解归不解，我当然不会因此不登门。每次去北京，都还会去拜访。遇到过康志强，端茶倒水地招呼，只是不显得很热情，话不多，往往陪坐时间不长就离开了。据说严文井跟朋友间的聚会，她参加得并不多。严文井孩子是不大乐意二人的结合的，康与严文井子女的关系因此也有点紧张。

我去看他，每次去都见他比前一次更见衰老。老到一定年纪，就是这样，朋友见面，真是见一次就少一次。不像过去，说见就见——要人陪，要身体状况好，真是“难得一见”。要是常见面，那种衰老的感觉还淡一点，多时不见，到一起，会觉得变化很大。而且“不知还有没有下次”这样的念头不定就冒出来了。

我古代文学底子不好，杨敏如老笑话我，她的诗词寄给我或是在电话里念给我听，我也不大懂，旧体诗词我根本就不大看的，也不喜欢，除非是打油诗，但陈寅恪有两句，一看就记下了，“暮年一晤非容易，应作生离死别看。”——写的完全是实情嘛。1998年我到北京，是在北京住得最长的一次，回南京的日子一拖再拖，冥冥中也是觉得，可能以后不会再到北京了。那次老是去看朋友，没说是最后的告别，事实上就有这念头。其实过后心情常常不好，但总还忍不住想去看朋友，想想年轻时，见面畅聊，总是意犹未尽，这次还没结束已经在盼着下一次，多么愉快？现在呢？就算并不真是“晚景凄凉”，也觉得“晚景凄凉”了。

看望罗荪我觉得凄凉，是因他神情呆滞，玉屏姐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，是让人觉得安慰的。严文井是另一种情况。他老态毕现，动作迟缓，颤颤巍巍，但脑子是清楚的，还会来上点幽默。只是他的环境实在是糟糕，感觉就是他自己在凑合，一个人在他的小窝里。不大的房间里堆的全是书，乱七八糟的，要是个健全的人，你会觉得乱得有趣，有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里面，就会觉得一副“败相”。而且严文井好像对自己完全不在意了，吃上面胡乱对付，感觉吃不吃无所谓。牙齿掉了也不管，不换牙也不装假牙，只能吃半流质，胡子拉碴也不理会，衣服则是乱穿，身上污渍饭粒的什么都能看见……总之邋邋遢遢，一副糟老头子的样子了。想想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讲究仪表，潇洒干练，真让人唏嘘。

六

严文井是2005年去世的，算起来距他离休已经有二十来年了。他是老干部，老干部退下来常常不能适应，他没这情况，他原本对当官就没多大兴趣，在意的是写作。有些作家，当了官就不写了，或者只会写官样文章，说些心系创作，后悔当官的话，也只是说说而已，我觉得严文井是真的在意，只有写作，才能真正让他觉得不是虚度。劫难过去，他和许多过来人一样有紧迫感，想大干一场。不要说当牛鬼蛇神，在干校变相劳改的日子了，就说落实政策回北京恢复工作以后，一本《反杜林论》学个五星期，那不还是生命的浪费？事实上再往前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说起来是他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主编《人民文学》，还负责作协外事工作，这个会那个会，出访这里出访那里，忙个不停，看上去挺风光，他说起来也有兴奋之意，但都是一时的热闹。

也不是什么都没留下，不是说他当领导就搁笔了，他还是写过些东西，我替赵蘅请他签名的“印度”，但那是应景文章，他自己没当回事。照他1988年信里的说法，他的思维活动实际上已停止了“二三十年”，“浪费的生命几乎连渣滓也不存了”。一再表示的，就是要再提起笔来。这个意思从我们恢复通信起他屡屡提起，李叔华查出恶性肿瘤，挺让人崩溃的，就这样的情况，他还惦记着写作。信里说，“一个念头在引诱着我，就是，我还得再写一点。这个念头驱使我向前看，使我不能颓唐，因此，疾病也不大敢来光顾我，”还不忘幽默一句，“我这也许是一种阿Q精神。”

他晚年写的东西并不多，一方面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又有病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把写作看得很重，对自己要求又高，写得很慢。他在信里说他写文章很苦，不甘心拿自己都认为是次品的货色出来。这让我想起他说写作过程从来没有不痛苦的话，那是来自他自己的经验吧？他应约给张秀亚文集写一篇序，1985年底就说要写了，已经读了张二十几本书（还说他要写一篇“朦胧文”，但一定得保证“严肃”，就是说，得有“正儿八经的分寸”），到1988年告诉我，那年他只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文章，说的就是这序。这里面有政治气候的因素，不过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写得慢，斟词酌句的。我常感到很惭愧：我要是写得比较苦，往往就放弃了。他从没放弃过，一直是跟写作“死磕”的。

他留下来的最后一篇文章我忘了题目，只记得很短很短，改了又改，说是前前后后，写了一年都不止，他说他犯过好多错，“但我的内心是柔和的，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”。这一句我到现在都记着。听上去像是临终忏悔。他有什么可忏悔的呢？大概内心柔和的人才会忏悔。说到内心柔和，巴金、沈从文都是这样的人，有几个人像巴金那样对人满满的都是善意？“文革”中吃了那么多苦，没听说整他的人悔过，倒是他一直在忏悔。

闹不清严文井最后一篇文章是哪年写的，和他1999年给我的信（应该是最后一封，手抖，字写得老大，和过去秀气的字迹完全两样，只有名字还有点影子）哪个在前哪个在后，信里他没用“柔和”这个词，他说他的“弱”，意思也差不多：

我既脆弱、软弱也柔弱，总之得沾一个“弱”字的边。不过这弱字也有好处，因为不刚强，所以没折没断，能以至今。我总在分析自己的弱。人啊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说自己不弱呢？

他是喜欢讲辩证法的，老说要“辩证”地看，我也不明白怎么个“辩证”法，只是朦朦胧胧地想，矛盾了才要辩证吧？你说他到底以为“弱”是好还是不好？我想象不出来“强”的严文井是什么样子，虽然我最初见到他，也就是他风华正茂的时候，看上去一点也不“弱”。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我很喜欢，问他看过没有，他说当然看过，我说你和韦君宜一样，也是去了延安的，后来一样经历过许多，你怎么不写？他回答，有许多事，不便说，不好说，说出来会伤人的。

这也是因为他的“柔和”吧？

杨苡 | 口述、余斌 | 整理

责编 刘小磊